当前位置:主页>金融天地>银行>正文

2017年城商行竞争力评价报告摘要(下)

2017-10-13 来源:网络整理 责任编辑:编辑部 点击:

分享到:

  匆匆进银行业晋升服务实体经济和供给侧构造性改造的才能和程度,戒备化解金融风险是2016年以来银行业改造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城商行须要进一步完美自身的审慎经营理念,更加熟识宏观审慎监管,更加器重合规管理和杠杆管理,大力推动回归本源、专注主业、防控风险,在匆匆进地方经济构造调剂和转型发展中巩固自身立足当地、服务实体的定位。

  宏观审慎监管

  须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或者说强化审慎监管的宏观属性,是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警示。金融体系与单个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举措特点,个体理性并不总是与集体理性坚持一致。从长期看,金融稳定是金融业及其监管部门共同好处所在。但在短期内,一些金融监管法子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带来必然的束缚和限制,逐利的天性驱使金融机构去突破这些束缚和限制。回首金融监管历史,并不是所有的金融监管法子都是科学合理的,有些监管法子在出台当时是科学合理,但随着实践不断提高,会变得不合理。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创新,或者说套利,来拓展业务空间、发现新的收入起源。在大部分金融机构看来,套利活动并不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但“加总”众多金融机构套利活动之后所形成的宏观举措并不是单个金融机构关注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够加以影响或节制的。笔者在另外的研究中曾指出,金融稳定在供给上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在消耗上具有公共资源属性,存在着供给不足而又被过度消费的偏向,并称之为金融稳定“悲剧”。特殊是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只须要满足监管请求,并不须要直接为金融稳定负责,维护金融稳定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这种“分工协作”使得维护金融稳定陷入一种较为被动的局势。

  宏观审慎监管问题之所以在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充足袒露出来,主要原因是金融与科技的交融、金融业全球化等导致全球金融业更加紧密地接洽在一起。这种相互接洽使得金融体系的宏观举措更加突显出来,这种宏观举措具有明显差别于个别金融机构举措的特点。作为对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国际社会进一步改造了国际银行业监管框架,改造了银行业资本监管协定,引入了杠杆率请求、储备资本请求、流动性监管请求,加强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补充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缺点和“短板”。

  宏观审慎政策以戒备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的,须要采用宏观、逆周期、跨市场的视角,减缓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的冲击。“管理”的外延要大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是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个构成部分,宏观审慎管理透过宏观审慎政策实现。作为完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重要举动,银监会于2011年宣布了《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于2012年6月8日宣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14年制定并宣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引入差异筹备金动态调剂机制,其核心内容是金融机构恰当的信贷增速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合理须要及其自身的资本程度。

  近几年,国内金融创新日趋生动和繁华,资产负债类型更为多样,表外业务获得了快速发展,金融风险形势越来越繁杂,戒备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越来越大。利率市场化改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造等也对宏观审慎管理才能提出了更高请求。从政策后果看,仅盯住狭义贷款越来越难以有效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目的。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从2016年起起头推进实行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并将之作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重要构成之一。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M P A ) 是对原有差异筹备金动态调剂机制的“升级版”,是更为全面、更有弹性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它继承了对宏观审慎资本充沛率的核心关注,坚持了逆周期调控的宏观审慎政策理念。与差异筹备金动态调剂机制相比,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单一指标拓展为七个方面的十多项指标,将对狭义贷款的关注拓展为对广义信贷的关注,统筹量和价、统筹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由事前指导转为事中监测和事后评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信贷增长与资本程度、经济发展合理须要紧密挂钩,具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双重属性,已成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材料,目前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着重从七慷慨面对金融机构的举措进行多维度的指导。

  一是资本和杠杆情形。主要通过资本束缚金融机构的资产扩大举措,加强风险戒备。重点关注宏观审慎资本充沛率与杠杆率,其中宏观审慎资本充沛率指标主要取决于广义信贷增速和目的GDP、CPI 增幅,体现了巴塞尔Ⅲ资本框架中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机构附加资本等宏观审慎要素,杠杆率指标参照监管请求不得低于4%。宏观审慎资本充沛率是最低资本充沛率、储备资本、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逆周期缓冲资本之和的必然倍数。这个倍数是构造性参数,基准值是1,可根据须要适度上调。在目前使用的盘算公式中,除了最低资本充沛率、储备资本、目的GDP和目的CPI增速等共同因素之外,单个金融机构的广义信贷增速、系统重要性参数(主要取决于资产范围)也会影响宏观审慎资本充沛率。未来待相关管理尺度明白后,还将斟酌纳入总损失吸收才能(TLAC)等指标。

  二是资产负债情形。适应金融发展和资产多元化的趋势,从以往盯住狭义贷款转为考核广义信贷(包含贷款、证券及投资、回购等),既关注表内外资产的变更,也纳入了对金融机构负债构造的稳健性请求。银行表内资金运用绝大部分已经纳入广义信贷领域。在2016年的MPA评估中,银行广义信贷的领域包含贷款、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产以及寄存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等资金运用类别(不含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的买入返售)。此外,近年来银行表外理财业务增长较快,其投向与表内广义信贷并无太大区别,并在必然水平上存在刚性兑付,未真正实现风险隔离,存在监管套利等问题。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领域,以合理指导金融机构加强对表外业务风险的管理。在具体操作上,将表外理财资产在扣除现金和存款之后纳入广义信贷领域,纳入后仍主要对新的广义信贷余额同比增速进行考查和评估。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之后,部分机构的广义信贷同比增速将会进步,与之对应的宏观审慎请求也会相应进步,由此指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负债方,为了更全面地反应金融机构对同业融资的依赖水平,指导金融机构做好流动性管理,中国人民银行谋划于2018年第一季度评估时起,将资产范围5000亿元以上的银行发行的一年以内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查。对其他银行持续进行监测,适时再提出恰当请求。

  三是流动性格形。激励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管理,使用稳定的资金起源发展资产业务,进步筹备金管理程度,并参照监管尺度提出了流动性笼罩率的请求。

  四是定价举措。评估金融机构利率定价举措是否符合市场竞争秩序等请求,特殊是对非理性利率定价举措做出甄别。

  五是资产质量情形。激励金融机构晋升资产质量,加强风险戒备。其中包含对同地域、同类型机构不良贷款率的考核。

  六是跨境融资风险情形。从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跨境融资的币种构造和期限构造等方面综合评估。自2016年5月3日起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在试点根基上扩展至全国领域的金融机构和企业。2017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进一步完美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原有的外债管理政策,在当前形势下恰当扩展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空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可根据宏观调控须要和宏观审慎评估(MPA)的效果设置并调节相关参数,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使跨境融资程度与宏观经济热度、整体偿债才能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节制杠杆率和货币错配风险,戒备系统性金融风险。

  七是信贷政策履行情形。维持有扶有控的原则,激励金融机构支持公民经济的重点范畴和脆弱环节,不断优化信贷构造。根据宏观调控须要和评估实行情形,中国人民银行将对评估措施、指标体系等适时改进和完美,以更好地对金融机构的经营举措进行评估,指导金融机构加强审慎经营。

  考查对象方面,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银行分为三类:全国性系统重要性机构,如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区域性系统重要性机构,一般为各省资产范围最大城商行;普通银行,含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省内非资产范围最大的银行。在某些指标上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对三类银行的考查尺度有所差异。

  考查效果方面,目前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关注七大类指标。每一类指标包含一个以上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并赋予分数权重。每类指标的总分均为100分,单类指标考查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60分至90分为达标,60分以下不达标。依照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考查得分,金融机构被分为A、B、C三档。七大类指标均优秀的金融机构属于A档。如在考查中,资本和杠杆情形、定价举措中任意一项不达标,或资产负债情形、流动性、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履行中任意两项及以上不达标,则划归C档。既不是A档也不是C档的划归B档。

  考查效果运用方面,考查效果处于不同档次的银行会受到不同的勉励或束缚。目前,A档机构可获得的嘉奖,包含上浮法定存款筹备金利率,优先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优先金融市场准入及各类金融债券发行审批等。C档机构或受到的束缚,包含下浮法定存款筹备金利率,进步SLF(常备借贷便利)利率,暂停MLF(中期借贷便利),限制金融市场准入及各类金融债券发行,被调出一级交易商等。B档不享受勉励,也不受额外束缚。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四季度货币政策履行报告信息,从2016年宏观审慎评估情形看,货币信贷基础坚持平稳增长态势,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上经营稳健,以资本束缚为核心的稳健经营理念更加深刻人心,自我束缚和自律管理的才能及意识有所进步,市场利率定价秩序等得到有效维护,符合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预期。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是我国银行业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的一次重要的尝试和摸索。可以预见,未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将会联合宏观审慎政策及国际银行业监管新理念、国内银行业改造发展新实际,得到连续改进和完美。其一,更多资产类型、负债类型或表外项目会被纳入到评估框架。这取决于某个资产类型、负债类型或表外项目对于宏观审慎政策目的的影响。金融业创新日趋生动,创新与套利之间存在着相互重叠的范畴。金融危机留下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有些套利活动会削弱监管有效性、给金融体系带来懦弱性。甚至一些监管部门推进的金融创新,比如资产证券化、同业存单,发展过度之后也会对金融体系运行造成必然的不利影响。其二,宏观审慎评估效果的利用领域和力度会逐步扩展。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由中国人民银行树立,当前主要利用在中国人民银行政策领域内的存款筹备金利率、流动性便利、再贷款、部分业务资质准入等范畴。可以预见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将会逐步晋升宏观审慎评估效果的勉励束缚领域和力度,以晋升宏观审慎监管效率。特殊是,随着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监管和谐逐步深化,并就宏观审慎监管达成一致,宏观审慎评估效果有可能会被利用到一些银行业监管政策上,比如机构与业务准入、第二支柱监管资本请求、存款保险费及监管介入等范畴。其三,随着监管和谐全面深化,在全部金融体系的层面就宏观审慎监管达成一致,证券、保险、信托等也将被纳入一套统一而又有区别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其中,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以及以其为根基的勉励束缚法子将是确保达成宏观审慎政策目的的重要保障。其四,未来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有可能会超越其现有的样子,甚至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改变。从全部经济社会看,宏观金融稳定的重要性要高于个别金融机构稳定,宏观审慎监管须要纳入金融业的全体重要范畴和环节。随着更多金融子行业被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必须适应之,并进行改造和完美。

  总而言之,不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未来会如何发展,它将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戒备系统性风险、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方面发生重要的作用。银行业须要熟识并适应宏观审慎监管,并学会在宏观审慎监管下进行经营管理、改造创新、转型发展。这一点须要给予更加充足的认识。

  银行杠杆管理

  现代经济的一个基础特点是,经济主体的消耗和投资举措是树立在一部分自有资金和一部分外部资金的根基之上的。资金配置或者说资金从盈余方向缺少方集中的过程可以通过市场完成,也可以通过银行完成,市场和银行在不同国度和地域的融资体系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商业银举措了实施自己的职能,一方面从社会吸收存款和其他资金,另一方面将资金运用出去,形成对其他经济主体的债权。

  对于任何经济主体,外部资金是债务。债务以货币契约的情势存在,按期偿付本息是刚性的。但经济主体的资产的价值并不是刚性的,商品、服务、证券的价钱会高低波动。商业银行同样面临这样的局势,它们所持有的有价证券、对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授信的账面价值随时都在产生变动,但债务的偿付任务则是由合同约定的。

  刚性债务与弹性资产的组合给经济主体(包含商业银行)的偿债才能带来了不断定性。在商品、服务、证券价钱下降时,经济主体的偿债任务并不随之减轻,这会增大偿付压力,导致经济主体陷入流动性危机,更有甚者陷入清偿才能危机,换言之破产倒闭退出市场。刚性债务包袱会加剧流动性危机或清偿才能危机。为了满足偿债任务,经济主领会在商品、服务、证券的价钱下降时争相出售,进一步压低商品、服务和证券的价钱,商业银行会因为交易对手信誉条件的恶化而集体停贷、抽贷。在证券价钱急剧下跌过程中出售资产的举措,被称为“火灾受损品拍卖”,会加速市场崩盘。

  客观来讲,债务是一项工具,但对债务的运用却是主观的。运用得当可以发现收益,运用不当可以导致危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方面,谨严的经济主领会在合理评估自己的短期、长期偿债才能的根基上进行负债。合理负债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平滑消耗,进行大项目投资,扩展生产或资产范围,应用财务杠杆发现更多的“剩余收益”。另一方面,过度负债会导致懦弱性。这是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的主要构成之一,也是明斯基所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根基。问题在于,实在难以断定什么是合理负债。经济主体的现金流、收入、资产及负债情形,产品、服务和证券的市场行情,资产的质量,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等因素,都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承债才能,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杠杆是描写经济主体债务包袱的一个重要术语。它可以被用在全球、地域、国度、行业、企业、家庭、个人等多个层面,还可以用于一种业务或一项交易。描写不同主体的杠杆情形的具体指标也各有不同。杠杆可以说是一种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别,但有高下之分。大致上讲,更多的债务或更少的资本意味着更高的杠杆。

  杠杆在金融业是一个基础概念,其对于商业银行是一定且必要的。商业银行是高杠杆机构,主要是通过吸收存款,即主要是应用杠甘攀来为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提供贷款。它们的杠杆倍数要远高于一些被觉得是高杠杆的非金融企业。最早期的银行业是不受监管的,商业银行或通过自身的审慎经营理念,或通过行业自律来束缚自己的经营举措。目前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资本协定为核心的监管框架已为人所熟知,但其起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式实行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实践证明,仅依靠统一的资本监管,也不能有效束缚银行的杠杆。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2010年12月宣布的《巴塞尔Ⅲ:更具弹性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中涉及杠杆率指标的章节提到,银行体系过度的表内外杠杆积聚是危机的“根本特点”(underlyingfeature)之一。2011年6月宣布的修订版中保存了“根本特点”这一提法。但在2014年1月宣布的《巴塞尔Ⅲ:杠杆率框架及披露请求》中,“根本特点”变成了“根本原因”(underlying cause)。从工具论的观点看,债务或杠杆都是被动的因素,将它们视为危机根本原因的观点是有待商讨的。

  在银行业中,债务合理性与资本充沛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资本充沛性一直困扰着监管部门。监管部门盼望银行持有充沛的资本,但又不能准确地断定什么样的资本工具是适合的、持有多少量的资本才算是充沛的。银行业及其监管部门在一次又一次的银行倒闭和银行业危机中汲取经验,并完美资本充沛性监管框架。1988年以前,国际社会并没有统一的资本充沛率请求,一些国度和地域曾经采用多个指标,比如存款与资产比、资本与存款比、资本与资产比、资本与风险资产比等,以保障银行体系的资本充沛性。同时,国际和区域监管区别造成了全球市场的不公道竞争和监管套利问题,全球化则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2004年巴塞尔资本协定树立了由最低资本充沛率、监视反省和市场纪律等“三支柱”构成的监管框架,但在2006年全面实行不久,美国就爆发了次贷危机,并愈演愈烈成为全球金融危机。显然,资本充沛率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描述银行的杠杆情形,仅仅依靠最低资本充沛率请求并不足以匆匆进银行业坚持较高的杠杆率。监管部门发明,在很多情形下,银行树立了过度的杠杆,但仍然能坚持较好的风险加权资本充沛率。

  在2010年以来的新一轮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造中,加强了风险加权资本充沛率请求,并引入了杠杆率。杠杆率具有简略、透明、非风险加权等特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觉得,杠杆率是风险加权资本充沛率的“支撑”。从这一提法可以看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仍然将最低风险加权资本充沛率请求视为其监管框架的根基。我们对此见解表现狐疑。我们觉得,这两个指标是“相互填补”的。至少从目前来看,二者难分优劣上下,在二者之间进行的任何排序似乎都是缺乏充足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国际银行业监管部门盼望通过对这两个指标设定最低请求来实现对银行杠杆情形的节制。我们对此也寄予期望,但依靠风险加权资本充沛率和杠杆率两个指标来描写银行的杠杆情形或债务合理性是否充足尚待研究论证和实践检验。

  质疑归质疑,现实归现实。在目前的银行业监管框架中,银行须要持有满足特定尺度和请求的资本,须要满足特定的风险加权资本充沛率和杠杆率请求。关于国内银行业资本监管,我们在2012年城商行竞争力评价报告中已有阐述,此处不再赘述。下面,我们来剖析银行业的杠杆率监管与杠杆管理情形。

  在巴塞尔协定Ⅲ中,杠杆率是一级资本净额与经调剂的表内资产和表外项目余额之比。根据巴塞尔协定Ⅲ,引入杠杆率的过渡安排分为两个阶段,监视监测阶段和并行阶段,前者始自2011年1月1日,后者始自2013年1月1日止于2017年1月1日。过渡期,最低杠杆率请求设定为3%。银行须要自2013年1月1日起向其监管部门报告杠杆率及其构成,自2015年1月1日起进行公开披露。2014年1月宣布的《巴塞尔Ⅲ:杠杆率框架及披露请求》,对衍生品、证券融资交易等敞口的计量措施进行了完美,以适应不同的会计准则,晋升杠杆率指标的一致性。目前,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正在就杠杆率的定义和盘算措施进行最终的调剂和完美,最终将于2018年1月1日起实行。

  银监会于2011年6月宣布了《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将杠杆率定义为“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有关规定的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调剂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率”,请求商业银行并表和未并表的杠杆率均不得低于4%,请求系统重要性银行于2013年底前到达最低杠杆率请求,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于2016年底前到达最低杠杆率请求。在过渡期内,未到达最低杠杆率请求的银行应当制定达标计划,并向银监会报告。2015年1月修订宣布的杠杆率管理办法,对承兑汇票、保函、跟单信誉证、贸易融资等表外项目标计量措施进行了调剂,根据具体项目分离采纳10%、20%、50%和100%的信誉转换系数,并进一步明白了衍生品和证券融资交易等敞口的计量措施。同时,请求境内外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以及未上市但上一年年末并表总资产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商业银行应当按季披露杠杆率指标信息,每半年依照规定模板披露杠杆率相关信息;其他商业银行应当至少按宣布财务报告的频率披露杠杆率指标信息。中国人民银行推进实行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中所引用的杠杆率指标,参照监管请求不得低于4%。

  国内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与巴塞尔协定Ⅲ的杠杆率监管框架的基础精力是一致。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关于杠杆率的请求,这里点到即止提出三个问题。其一,杠杆率请求是否须要引入逆周期调剂机制。不低于3%或4%是否足够节制银行杠杆,以匆匆进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如果答案是否认的,监管部门是否须要在繁华期晋升杠杆率请求。其二,是否须要对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额外的杠杆率请求。其三,是否须要对杠杆率指标设置进行分层。比如分离设定以核心一级资本净额、一级资本净额、资本净额为分子的最低杠杆率请求。

  在国内,“银行去杠杆”或“金融去杠杆”更多是金融业内风行起来的,监管部门并未明白提到过这两个词语。4%是对商业银行杠杆率的最低请求。从满足监管请求看,国内商业银行的杠杆率并不高。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银行业主要监管部门并没有在正式场合提到过要推进“银行去杠杆”或“金融去杠杆”。银监会在2016年、2017年的年度及半年度工作会议通信稿中均未提到推动银行去杠杆,同样中国人民银行近两年的工作会议也没有提到推动金融去杠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更多是在匆匆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供给侧构造性改造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比如,银监会在多次重要会议消息稿中提到,要深刻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积极稳妥推动去杠杆。2017年7月14~15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宣布的通信稿中提到,“要推进经济去杠杆……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也未明白要推进“银行去杠杆”或“金融去杠杆”。

  从债务与GDP之比来看,我国各实体部门的债务都在增长,但债务增长主要起源于非金融部门。根据国际清理银行(BIS)的数据,尽管政府和家庭(含NPISHs)的债务与GDP之比近几年显现上升态势,但截至2016年末仍然处于50%以下。这个程度在全球领域内对照并不高。2016年底,非金融部门债务与GDP之比为25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等程度,非金融公司债务与GDP之比为166.3%,私营非金融部门债务与GDP之比为210.6%,私营非金融部门来自银行的债务与GDP之比为157.0%。同期,私营非金融部门偿债比率(DSR)增加到20.1%,换言之,私营非金融部门两成的收入都用于偿还债务(图1)。

  国内正式提出推动“去杠杆”是在2015年末。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展总需求的同时,推动供给侧构造性改造,实行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义务。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开局首季问大势——威望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中指出,当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两难”或“多难”问题的最突出表示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和“实体经济高杠杆”。从这一观点看,去杠杆应该去实体经济杠杆。在同一文的另外一处,针对2016年伊始产生的股市汇市动荡,威望人士还提到“……要从全部金融市场的内在懦弱性上找原因。其中,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小事会变成大事”。似乎,金融体系杠杆也不低。严格讲,全部金融体系杠杆高,并不代表金融体系的每个局部,比如银行业的杠杆也高,但也不能清除银行业杠杆高的情形存在。

  实体经济杠杆与金融体系杠杆是什么关系?答案是,有必然关系,但没有一定关系。杠杆率高下主要依赖于债务融资与权益资金的比例。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债务融资,实体经济杠杆倍数高,解释实体经济债务包袱过重,换言之,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债务融资过多了。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服务的必然比例是通过资本金或及格资本工具进行融资的。只要这个“比例”坚持在必然程度之上,不论实体经济杠杆情形如何,金融体系的杠杆倍数就不会太高,杠杆率也可以坚持在必然程度以上。如果这个“比例”不能坚持在必然程度以上,那么不论实体经济杠杆情形如何,金融体系杠杆倍数仍然会对照高,或者说杠杆率只能保持较低的程度。

  就金融体系内部看,银行业杠杆率坚持在4%以上,并不一定意味着金融体系杠杆率也坚持在同样的程度以上。这个很容易体会,银行业并不是金融体系的全体。非银行金融范畴的杠杆情形并不像银行业一样透明,尽管银行业杠杆情形的透明度也不令人满意。

  就银行业来看,杠杆率只是对商业银行杠杆情形的整体概述,一个简略、透明的杠杆率数据所展现的杠杆情形并不能反应银行杠杆的全体细节。我们把银行依照监管请求披露的杠杆率称为“显性杠杆率”,另外还有一个“隐性杠杆率”。商业银行的隐性杠杆率要高于显性杠杆率。二者之间的差距主要起源于未能被杠杆率管理办法笼罩的业务范畴或已经被杠杆率管理办法笼罩但请求不充足的业务范畴,包含理财、同业、委外及其他一些表外业务。这些业务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比如,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同业存单筹集资金,并用于购置同业理财产品,同业理财产品可以是同业存单,或者可以进行委外,通过委外还可以购置自己的信贷产品。这是所谓的资金空转的一种情势。在有些范畴,商业银行并不承担法律上的偿付任务,但由于所谓“刚性兑付”的存在,商业银行承担着实际的偿付任务。“刚性兑付”问题是我国金融范畴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一因素在杠杆率管理办法和资本管理办法中都未有充足的斟酌和体现。这也是巴塞尔协定Ⅲ所设定的监管框架和监管请求不能完整充足适应国内银行业实际情形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刚性兑付”的存在而发生的隐性债务、隐性风险,无法通过巴塞尔协定Ⅲ的监管指标反应出来。

  问题的严重性发生于范围。仅就2017年第一季度被中国人民银行纳入广义信贷领域的表外理财来看。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四季度货币政策履行报告在“将表外理财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专栏中提到,截至2016年末,表外理财资产超过26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比同期贷款增速高约20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履行报告在“匆匆进资产管理业务规范健康发展”专栏中提到,截至2016年末,银行表外理财产品资金余额为23.1万亿元。不管是26万亿元,还是23万亿元,范围之大实在是不容无视。在2016年四季度货币政策履行报告的专栏中,中国人民银行指出,对表外理财业务的风险还短缺有效辨认与节制。一是表外理财底层资产的投向与表内广义信贷无太大区别,主要包含类信贷、债券等资产,同样施展着信誉扩大作用,若增长过快也会积聚宏观风险,不符合“去杠杆”的请求。二是目前表外理财业务虽名为“表外”,但交易的法律关系还不够明白,业务界定尚不够清楚,必然水平上存在刚性兑付,呈现风险时银行往往表内解决,未真正实现风险隔离,存在监管套利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商业银行的杠杆率坚持在4%的监管请求以上,监管部门还是提到银行业存在乱加杠杆的现象。银行杠杆倍数增加主要起源于能够增加隐性杠杆的范畴,即资本管理办法和杠杆率管理办法不能充足笼罩的那些业务范畴。这也是为什么存在“银行去杠杆”说法的原因。银行去杠杆去的是隐性杠杆。2017年以来,特殊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监管部门将减少银行资金空转、脱实向虚作为匆匆进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的一项重要工作。2017年,银监会提出,要推动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7月17日银监会党委在传达学习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力时,明白提出深刻整治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等市场乱象。

  在资本管理办法和杠杆率管理办法的笼罩领域以内,杠杆情形受最低资本充沛率和最低杠杆率请求的束缚,是对照透明的。目前的问题是,如何管理隐性杠杆?银监会系统正在对银行业乱加杠杆等违规举措进行查处,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在这方面也进行了重要的摸索,比如将表外理财、同业存单纳入评估体系笼罩领域。除此之外,这里扼要提供几个管理隐性杠杆的思路和措施。其一,采用相似其他表外项目标监管措施,斟酌“刚性兑付”因素为不同的业务设计相应的“信誉转换系数”,将他们纳入资本管理办法和杠杆率管理办法。比如,对于理财产品、委外,可以依照穿透管理的原则,根据底层资产的性质设计信誉转换系数。其二,打破“刚性兑付”,减少商业银行隐性的偿付任务。这些偿付任务在法律上并不由银行承担,但在项目本身产生问题时,偿付却是要由商业银行来包袱。存量业务是在“刚性兑付”的根基上发展起来的,打破“刚性兑付”意味着投资者要承担更多的风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须要重签合同?投资者是否能够接收?打破“刚性兑付”对商业银行是有利的,但是哪个银行愿意成为“始作俑者”?结局难料,一着不慎,很可能会像孔夫子所说的那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更难者在于对于金融稳定的认识和见解须要做出调剂。其三,限制一些金融业体内循环的业务模式。有些业务发展至过度才成为问题。比如,委外业务。委外业务对投资团队力气不足、投研及资产管理才能相对较弱的城商行而言,尤显重要。城商行通过委外,可以借助同业的专业力气,实现更高的收益、更多样化的配置。这些业务可以限制发展,比如设置上限、设置委外投资领域等,但不宜制止。从服务实体经济、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有些纯洁为了套利、导致资金“体内循环”并累积金融风险的业务模式可以制止。其四,晋升透明度。树立统一的信息收集、汇总和剖析制度,全面、及时、准确理解情形,摸清风险底数。其五,强化流动性风险管理。透明度是影响流动性管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流动性管理不论如何有效,掖掖掖仪治标之策,可以缓解问题,但无助于根天性解决问题。其六,监管政策设计要笼罩全面,尽可能减少会增加金融体系懦弱性的套利活动。比如,制定统一的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制度。根据一些公开的新闻,监管部门正在结合制定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但目前尚未正式宣布。

  绿色金融发力

  2016年是绿色金融发展历程上的重要一年。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结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领导意见》,涉及再贷款、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证券化、绿色保险、节能环保企业上市、绿色金融衍生品、绿色发展基金、碳金融等绿色金融产品体系,标记着中国将成为全球首个树立了对照完全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在中国的积极争取下,绿色金融被纳入G20议题,并被首次写入G20引导人峰会公报。2016年9月4日到5日举办的G20引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多处提到绿色金融,并明白提到,“为支持在环境可连续前提下的全球发展,有必要扩展绿色投融资”。这是G20引领全球应对环境和天气挑衅的重要举动。2017年6月,国务院决议在浙西、新疆等五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各有侧重、各具特征的绿色金融改造创新实验区,旨在加强绿色金融政策改造创新力度,摸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进绿色金融在全国加快落地。

  绿色金融顶层设计之所以在2016年形成并提出,是有着深入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的,是与我国政府高度器重可连续发展才能密不可分的。改造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标成绩,但资源环境束缚日趋强化。为缓解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我国连续深刻推动经济构造调剂,转变经济发展方法,同时越来越多地施展金融在降落资源消费、减轻环境压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十一五”计划纲领首次以国度计划的情势,将建设“资源节俭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断定为我国公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战略目的。2007年7月,国度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结合出台《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戒备信贷风险的意见》,旨在通过强化环境监管匆匆进信贷安全,以严格信贷管理支持环境保护,加强对企业环境违法举措的经济制约和监视。“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十二五”计划纲领进一步明白提出“绿色发展”,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快构建资源节俭、环境友好的生产方法和消耗模式,增强可连续发展才能,进步生态文明程度。2012年2月,银监会制定并宣布了《绿色信贷指引》,请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从战略高度推动绿色信贷,加大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支持,戒备环境和社会风险,晋升自身的环境和社会表示,并以此优化信贷构造,进步服务程度,匆匆进发展方法转变。“十八大”报告明白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3年,银监会印发《绿色信贷统计制度》。2014年6月,在环保部的推进下,启动了“银政投”绿色信贷谋划试点。2015年1月,银监会、发改委结合印发《能效信贷指引》。2015年4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成立。2015年9月制定宣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造总体方案》,明白提出要树立绿色金融体系。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靠建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和谐、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被全面贯彻到“十三五”计划纲领当中。2015年底,发改委制定并印发了《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也先后出台了推进绿色债券发行的文件。

  把绿色金融纳入G20议题的建议正式提出在2015年底,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绿色金融实践滥觞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起主要由一些国际组织和开发性银举措主导,后来逐步得到一些政府、金融业的器重和支持。2015年12月1日中国正式接任G20主席国。将绿色金融纳入G20议题的建议被2015年12月14日至15日G20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接收。2016年1月正式成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担任共同主席,结合国环境计划署承担秘书处工作。2016年1月25日至26日举办了第一次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会议。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主要义务是辨认绿色金融发展所面临主要障碍,并基于对各国经验和最佳实践的总结,剖析并提出可晋升金融体系发动私人部门绿色投资才能的可选法子,以匆匆进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2016年7月,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交了《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该报告最终提交给了G20引导人杭州峰会,并得到了普遍关注和认可。G20引导人峰会公报明白提到“……绿色金融的发展面临许多挑衅……可通过以下尽力来发展绿色金融:提供清楚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进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展才能建设的学习网络,支持本地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进跨境绿色债券投资,激励并推进在环境与金融风险范畴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措施。”

  国内绿色金融实践在2016年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简言之,绿色金融体系是为节俭资源、保护环境、匆匆进可连续发展提供投资融服务的机构、产品、制度等金融要素的总和。2016年我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对绿色金融的器重水平和支持力度到达了空前的高度,绿色金融大的政策框架初步形成,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各地政府参与到绿色金融实践,绿色产业和绿色企业的融资渠道不断扩宽,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市场相继呈现,推进国内绿色金融向系统化、多样化方向发展。

  目前,在国内较为成熟的是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国内绿色信贷实践始于2007年。原国度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于2007年7月结合宣布《关于落实环境保护策法规戒备信贷风险的意见》,请求金融机构严格环境监管和信贷管理。2012年至2015年期间,银监会又先后出台了《绿色信贷指引》《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绿色信贷实行情形关键评价指标》《能效信贷指引》等政策,基础形成了以《绿色信贷指引》为核心的绿色信贷制度框架,对银行业开展绿色信贷的政策界线、管理方法、考查政策等进行了较为明白的规定。银监会每半年组织国内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统计工作。近些年,国内绿色信贷范围连续快速增长。绿色债券方面,随着2015年以来相关政策的逐步宣布实行,兴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青岛银行等先后在境内外发行了绿色金融债、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国内绿色债券市场在2016年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7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峰会上披露的信息,截至2017年2月,国内2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余额到达7.5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8.8%;2016年全年共发行绿色债券23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绿色债券发行总范围的40%左右,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市场。

  在城商行中,江苏银行的绿色金融实践结果最为丰硕,特殊是创新推出了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并成为第一家采取“赤道原则”的城商行。国际金融公司(IFC)曾于2006年应财政部的请求设计了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CHUEE)。该项目自2012年起向特定省份推广,由国际金融公司(IFC)、中国干净发展机制基金、财政部及省财政厅共同提供风险分担,支持当地商业银行向及格项目发放贷款。2012年江苏项目启动后,江苏银行作为江苏省内唯一法人银行,被江苏省财政厅推举给国际金融公司及中国干净发展机制基金作为项目合作银行。2012年11月27日,江苏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就中国节能减排融资江苏项目签订项目协定。江苏银行借助国际金融公司,逐步树立起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同时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连续推动产品创新,初步形成了一套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包含“能效贷款”“合同能源管理公司项目贷款”“光伏贷”等特征产品。2016年,江苏银行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重点支持节能环保、新能源等绿色产业。2016年12月23日,江苏银行董事会通过了采取“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的议案,批准采取赤道原则,并授权经营层在方案总体框架内,根据监管请求,全权负责采取赤道原则具体工作。2017年1月20日,江苏银行举办了合并重组十周年暨采取赤道原则消息宣布会,发布正式采取赤道原则。根据公开信息,江苏银行2016年末绿色信贷余额到达467亿元,2017年3月末增长到629亿元,对公贷款占比到达12.06%。

  赤道原则是一套断定、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涉及的环境及社会风险的风险管理框架,也是一套金融行业基准,由国际金融公司和9家跨国银行于2002年10月在自愿的根基上共同开发,正式启动于2003年6月4日。自愿采取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被称为“赤道原则金融机构”(EPFIs)。2006年1月,国际金融公司正式实行新的环境和社会尺度。为了更好地交融好处相关者的建议、确保与国际金融公司绩效尺度坚持一致,赤道原则金融机构对赤道原则进行了更新,并于2006年7月6日在伦敦宣布第二版赤道原则(EPⅡ),项目资本成本门槛从本来的5000万美元降落至1000万美元,并将项目融资咨询服务纳入实用领域。2010年7月1日,赤道原则金融机构共同组建了非公司性质的赤道原则协会,由赤道原则协会负责管理、实行和发展赤道原则。赤道原则协会于成立当年启动了对赤道原则(EPⅡ)的评估,并形成了一系列建议。同时,国际金融公司于2012年1月启动实行了新的可连续框架和绩效尺度,这是赤道原则的根基。2011年7月,赤道原则更新工作启动。第三版赤道原则(EP III)于2013年6月4日正式生效,采取第三版赤道原则的过渡期截止时间是2013年底,不追溯2014年1月1日以前的交易。第三版赤道原则比第二版的请求更高了,除了项目融资、项目融资咨询之外,扩张到了项目相关公司贷款、过桥贷款两类产品。截至2017年9月,全球37个国度的91家金融机构采取了赤道原则,笼罩了新兴市场70%的国际项目融资。赤道原则金融机构须要在其为项目提供融资相关的内部社会和环境政策、程序和尺度中实行赤道原则。

  目前,国内共有两家商业银行采取赤道原则。除了江苏银行之外,另外一家是兴业银行。兴业银行于2006年与国际金融公司结合在国内开创推出节能减排贷款,并于2008年10月31日正式采取赤道原则。兴业银行可以说是国内绿色金融先行者和领先者,是国内绿色金融范畴创新最为生动的商业银行,发现了国内绿色金融范畴的多项第一。比如,2006年率先推出国内首个能效项目融资产品,2008年成为国内首家正式采取赤道原则的商业银行,2014年发行国内首单绿色信贷资产支持证券,2016年落地国内首单绿色金融债。从2015年起头,兴业银行抢抓发展机会,应用自身优势,提出了打造绿色金融团体的战略,并制定了“两个一万”的团体中期发展目的,即到2020年,团体绿色金融融资余额争取突破一万亿元,服务绿色金融客户数(项目数)突破一万户,并依托团体联动机制建设一流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提供商”“绿色金融团体”。截至2016年末,兴业银行团体绿色融资余额达4943.6亿元,较年初增加940.27亿元;绿色金融客户数7029户,较年初增加1182户;共发行绿色金融债500亿元。国际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采取赤道原则,盼望国内也如此。

  发展绿色金融请求金融机构给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绿色基金、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行业企业上市等投“绿色票”或简称之“绿票”,要执行绿色票“一票否决制”或“绿票否决制”。这请求对绿色金融进行明白的定义和分类,只有那些真正属于绿色金融的产品和交易才须要投“绿票”。绿色金融的定义和分类须要在国度或全球的层面上制定,由金融机构实行。国际性的定义、分类尺度及实行请求往往不具有强迫性,国度则可以强迫金融机构履行自己的规定。树立一套普遍接收的绿色金融最佳实践尺度是一项紧急的课题和义务。2016年在绿色金融规范发展方面呈现了重要的进展。2016年G20引导人杭州峰会将绿色金融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并在公报中多次提到绿色金融。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向G20引导人杭州峰会提交的《绿色金融综合报告》中指出,各国央行、财政部、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间的国际合作正在加强,并主要集中在知识共享和才能建设范畴。比如,国际金融公司旗下的可连续银行网络(SBN)、结合国旗下的责任投资原则(PRI),以及结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设立的金融倡议(FI),均致力于在实践中推进可连续贷款、责任投资和绿色保险;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设立了一个由私人部门主导的工作组,研究如何更好地披露与天气相关的市场信息;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组织制定了《绿色债券准则》。在国内,七部委结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领导意见,正在引领和领导国内绿色金融体系快速规范发展。

  金融机构实行“绿票否决制”的积极性有高下之分,力度有大小之别。以银行业来讲,高度器重、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商业银行须要在经营理念、公司治理、组织架构、人员配备、授信政策、业务流程、贷后管理、风险及合规管理等方面做出改造和完美,将“绿票否决制”融入其中。绿色金融所发生的社会和环境收益并不为开展绿色金融的商业银行所独享,用经济学的学术语言表达,这里存在“外部性”。商业银行及其客户须要将“绿色”发展理念切实贯彻到自己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并做出许诺,不至于看到“入不敷出”而“心生退意,打退堂鼓”。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及绿色金融发展须要成为董事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同时,须要对组织架构进行调剂,配备知识构造合理的人员团队,包含设立绿色金融专营部门或绿色金融事业部,专司绿色金融发展之职责。在为客户提供项目咨询时,须要告诉客户自己的绿色发展理念、政策、流程和“绿票否决制”,以及客户须要承担绿色发展工作。在项目尽调时,须要依据项目性质、项目标社会和环境风险大小等因素对项目进行分类,分类尺度须要专业、明白。赤道原则建议将项目分A类、B类和C类三类,其中C类项目对社会和环境影响轻微或无不利风险和影响。尽调指引须要对社会和环境风险相关内容做出明白,不同类别的项目须要不同水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审查。尽调人员须要具备社会和环境风险评估才能,在可能和须要的情形下可以斟酌树立专门的专家评审机制,或者借助第三方来进行社会和环境风险评估。项目标分类和准入须要符合国度相关的产业和行业政策、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政策。对于不同类别的项目,须要制定不同的审批流程,并将相应的审批请求嵌入其中。“绿票否决制”并不是说商业银行不能为所有涉及社会和环境风险、有可能导致资源消费和环境污染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而是说要根据项目性质和风险情形制定环境保护或资源节俭谋划,并在谋划科学合理的前提下为相关风险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谋划须要作为交易合同的一部分。在项目建设和存续期间,商业银行和客户须要在谋划履行方面进行定期的评估、报告和完美,以匆匆进环境保护和节俭资源。商业银行的贷后管理、风险及合规管理须要纳入社会和环境风险,包含采用客户和项目名单制管理,通过动态及时地追踪、监测和剖析,把握客户和项目标社会与环境风险情形。在须要并条件成熟时,商业银行可以斟酌树立统一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

  乍听起来,绿色金融是金融范畴的事儿,但实则并非如此。绿色金融发展不仅关乎全部社会,也关乎银行的客户。仍以银行业来剖析。从社会层面看,如果每家商业银行都积极开展绿色金融,每个客户都积极节俭资源、保护环境,那么单独行为所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就可以得到必然水平的缓解,每个经济主体都可以从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中获得“收益”,从而补偿自己的绿色举措给其他经济主体所带来的正外部效应。这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绿色发展款式。从客户的角度看,客户除了要遵守国度的环境法律法规之外,还要在具体项目涉及的社会和环境风险方面做出许诺并制定行为谋划。相关的许诺和行为谋划须要作为商业银行提供融资服务的条件,并受商业银行和社会的监视。以赤道原则为例。对于被评定为A类和B类的项目,赤道原则金融机构一是会请求客户开展环境和社会评估,评估文件应包含相应的可以减少、减轻和补偿不利影响的法子。二是会请求客户开发或保持一套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ESMS),并筹备一份环境和社会管理谋划(ESMP),藉以处理评估过程中发明的问题并整合为符适合用尺度所需采用的行为。当实用尺度不能令赤道原则金融机构满意时,双方将共同达成一份赤道原则行为谋划(AP),概述根据实用尺度,距离符合赤道原则金融机构请求还存有的差距和所需的许诺。三是会请求客户证明,其已经采纳适合的方法,连续与受影响社区和其他好处相关方开展了有效的好处相关者参与行为。四是会请求客户设立一套投诉机制,作为社会和环境管理体系(ESMS)的一部分,让客户收集并匆匆进解决对项目标社会和环境绩效的关注和投诉。五是要对客户的环境和社会管理谋划(ESMP)、社会和环境管理体系和好处相关者的参与流程文件等评估文件进行独立审查。另外,赤道原则还规定了客户报告的最低请求。从机制上看,对客户的请求是透过赤道原则金融机构来传道的。

  推进绿色发展、发展绿色金融,应该说是一个重要趋势,发展前景广阔。2016年以来,国际社会对绿色金融的器重水平可以说到达了空前高程度,绿色金融进入重要的发展机会期,我国在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方面所进行的创始性的工作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总体上看,绿色金融发展仍然面临着定义及尺度不明晰、外部性、环境风险评估技巧欠发达、环境信息披露不充足、绿色项目所需资金期限较长等难题和挑衅。但国内绿色金融正在向着逐步解决这些难题和挑衅的方向发展,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的税收、补助和监管法子会不断完美,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会进一步加重,环境信息披露请求会连续晋升。从树立完美的绿色金融体系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商业银行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未来,绿色金融体系参与主领会更加多样化,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都会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内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方面做出更多的许诺和行为,绿色金融产品和衍生品也会更加丰硕起来,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将逐步启动。盼望城商行更加积极地实施社会责任,参与到绿色金融实践中。

  (执笔人:张 坤 欧明刚)

京ICP备13033389号